在中国的现代化历史进程中,最为成功的是民国时期的教育;在民国时期的教育中,最值得尊崇的是抗战时期的教育;在抗战时期的教育中,最光彩夺目的是西南联大。
西南联大全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。她诞生于抗日战争的烽火之中,与抗日战争相始终,前后只有8年多的历史。
但是,短短8年多,西南联大“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,外筑民主堡垒之称号,违千夫之诺诺,作一士之谔谔”(碑文中语),培育了众多国家级乃至世界级的人才。
它所出人才比北大、清华、南开三十年所出的人才都要多,创造了中国以至世界教育史上的伟大奇迹,不但成为驰名世界的世界一流大学,而且,虽身处边陲,却引领思想,开启了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绚烂的一页。
由于她的存在,使当时的云南昆明这一边陲之地成为抗战时期中国的文化中心。
美国弗尼吉亚大学约翰?伊瑟雷尔教授甚至认为“这所大学的遗产是属于全人类的”。
西南联大之所以能赢得如此美誉,是因为在她的身上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“刚毅坚卓”的民族精神,彰显了一种现代中国的新的道统,那就是:爱国,民主,科学。
一、西南联大的历史首先是一部关于“气节”的历史。联大师生以自身的人格诠释了什么叫“气节”,什么是“教育救国”、“知识救国”,什么是知识分子的历史担当。
年7月7日,卢沟桥事变爆发,“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”。伴随着宛平城外激烈的枪声,北平告急!天津告急!华北告急!
国难当头,当时全国最为著名的三所大学――北京大学、清华大学、南开大学惨遭摧残。为保存文化力量,三校合迁湖南,组成“国立长沙临时大学”。
年11月1日,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开始上课。但不到两个月,南京又陷入敌手,武汉、长沙为之震动。
长沙临时大学被迫再度南迁昆明,成立“国立西南联合大学”。“西南联大”这个中国教育史上熠熠生辉的名字由此诞生。
南迁的过程充满了艰难险阻。大部分师生经广州、香港乘船到越南海防,再转滇越铁路进入云南。
另有多名同学组成步行团,在闻一多、*子坚、曾昭抡、吴征镒等11位教师组成的辅导团带领下,栉风沐雨,徒步行*里,历时68天,几乎用双脚横穿湘黔滇三省,完成了世界教育史上一次罕见的远征。
在民族存亡的紧要关头,振兴国家的强烈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,使联大师生在被日*摧毁的残垣断壁前仍然精神不倒,用生命书写了一个个感动千古的真实的故事,淋漓尽致地彰显了“贫贱不能移”、“威武不能屈”、誓死不当亡国奴的崇高民族气节。
例如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。陈家三代爱国,陈先生的祖父陈宝箴系清末著名维新派,被光绪帝称为“新*重臣”;父亲陈三立是中国近代著名诗人。
日本人占领东三省,打进北平以后,陈三立绝食、绝药而亡。这时日本宪兵队送来了请柬,请陈寅恪到日本宪*司令部做客。
先生深知,如果拒绝,肯定要遭受迫害,自己还要继续活下去,以完成他的史学的任务。
他认为,从史学上来帮助中国,这是自己的责任。所以在父亲的丧事还没有办完时,他就悄然地离开了京城,汇集到了西南联大这支南迁的队伍当中。
西南联大这批学者,基本上都是带着真挚的爱国情感和救国使命感离开古都的。
像闻一多先生,在日本人打到城外时,拿着几本书,带着孩子就走了。路上碰见臧克家,问他那么多名贵的书怎么全部抛弃了,先生慨然曰:“国家大片大片的国土都丢了,我几本书算什么呢!”
其实,当时如果留下来,日本人承诺:继续教学,照样保证教授丰厚的年金。
作为教授,像闻一多,可以有两个文书,有保姆,有厨师,还有洋车夫,生活既舒适又体面。
可是他不能接受,宁愿带着一桶饼干,带着孩子,夹着两本书上了船,混入了难民队伍南去,而绝不在沦陷区替日本人办大学。
众多的教授就这样就离开了清华、北大。有一位没走的,就是邓稼先的父亲邓以蜇,但是抗战八年,他没有去日伪的大学里教过一天课,就靠在街头卖自己家里的古董,卖完一件吃一段,吃一段时间又去卖,就是不去上课。
学生也是这样。清华大学董树屏先生当时是一个东北流亡学生。东北沦亡以后,他去找张学良——张当时是东北大学的校长,要求去参战,张学良却跟他说:“我需要文也需要武,你们这样文武双全的要为国家保留下来。”
于是把东北大学学生全部转到内地上复旦和清华。董先生被送到了清华,以后就随着清华大学一直转到昆明。
他在转移到昆明的过程中,承担了把清华教学器材运往南方的任务。当时既要骗过日本人,又要在路上和难民一块儿争船争火车。
到了重庆,*队想把这些器材充公,他想了很多办法,才把器材保护下来,完整地运到了昆明。这使得西南联大的工学院成为设施最好的学院。
曾经就学于西南联大的汪曾祺在回忆中谈到,当时同学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不同地区,有一个河南的同学是从老家一步一步走来的,一个西康的同学是买了一头驴一路骑过来的,可见战时上大学,是何等的不易。
汪曾祺说:大部分同学是来寻找真理和智慧的。后来成为著名诗人和翻译家的穆旦当年也是步行者之一,他由此写下了这样的诗句:“我要以一切拥抱你,你……一个民族已经起来”。
学生们转移到了长沙后曾多次发生争论:我们现在还应该上学吗?我们应该去打仗。作为一个有血性的男儿,我们应当和我们同龄的人一样去当兵。
当时钱穆教授讲了这样一句话,说战争总要过去的,我们这个民族在战后还要建设,要复兴。我们要强盛,所以我们读书不能中断,我们培育人才不能中断。
钱先生的观点很快就说服了大部分学生。这一观点也集中体现了西南联大的教育精神,那就是为国读书,为救国而读书。
钱穆教授在昆明期间编写的《国史大纲》,首页就是“谨以此书献给抗战的百万将士”。
(未完,待续。。。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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